熊国胜：重温王友琴的《未名湖，我想对你说》

From: 熊国胜新三届 2019-08-25

王友琴（右2）与班上部分女同学在一起。

2009年的一天，我闲来无事，翻出了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的《大学生作品选》，看到上面有一篇王友琴的散文——《未名湖，我想对你说》，文中写道：“这里原是乾隆宠臣和珅的花园。”我顿时吃了一惊，我是在毕业多年以后看了某个电视剧才了解和珅的，她怎么那么早就知道了？

不久之后我和朋友聊天，不知怎么就聊起了当代史，那位朋友（不是北大毕业的）居然很熟悉王友琴，还给我讲起了卞仲耘的故事，我听了又吃了一惊。我没有料到，大学毕业30年后，我对王友琴又增添了新的敬意，发自内心地想喊她一声——“王大姐”。

王大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过去我只知道，她是1979年的全国文科高考状元，当过知青，比我年长十岁左右，其他就不太清楚了。虽然大学同在一个班，但王大姐无论在学识上，还是在思想上，与我这样才疏学浅的人相去甚远，所以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交流和来往。加上王大姐为人朴实、低调，也不喜欢在各种校园活动中抛头露面，所以在那个年代真正了解王大姐的人恐怕不多，我对她也只能是敬而远之了。

大学毕业30年后，出于对王大姐新的敬意，我再次打开了王大姐大学时写的《未名湖，我想对你说》。这篇文章曾获1981年北京市五四大学生征文一等奖，我确信这里面一定有过去我未曾读懂的内容，而且通过它可以抵达青年王友琴的内心世界。

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：

我站在你的面前。

我的鞋子沾满了灰尘，因为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程——当然，不仅仅是用脚，还用我的心，我的生命。

果然，我现在可以读懂上面这个“跋涉者”形象了。“我站在你的面前。”——这开篇的第一句拔地而起，势大力沉，用时下的话说就是——“太霸气了！”

王大姐到底走了多远呢？当年我误以为王大姐是云南人，现在我才知道她本是北京师大女附中（现北师大实验中学）的学生。从她的中学到北大，原本只需几十分钟，可这一段路她却走了十年，走过了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。

我最近从一份旧杂志（《中国农垦》1987年第7期）上得知，1969年，本该上高一的王友琴却“上山下乡”来到了云南河口农场蚂蝗堡分场七队，那一年她17岁。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妹妹王友棋，妹妹只有14岁半，刚上初一。

来到农场后，她们和另外六位女知青被安排住进了“马棚”，王友琴被分配当了割胶工，妹妹王友棋因年少体弱当了苗圃工。劳动之余，这对姐妹挑灯夜读，把自己铸造成名副其实的“知识青年”。

八年后高考恢复了，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妹妹王友棋竟然直接考上了大学，后来还获得博士学位。而王友琴则比妹妹早两年离开农场，她以过人的文才，在1975年被调到云南省文化局，担任《云南文艺》编辑。

大学生作品选封面。

1978年王友琴在云南参加高考，并获得全省第一名，但因父亲的所谓“反革命”问题，没被录取。1979年的春天，父亲彻底平反。王友琴终于以全国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，走进了北大中文系，来到了未名湖畔：

我到过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湖的洞庭，也到过两千米高原上的滇池。我觉得你太小了，小得象一片旅行用的镜子。

我喜欢镜子，在镜子里能看世界和我自己。

有人把未名湖比作海洋，而它在王大姐眼里却“小得象一片旅行用的镜子”，足见王大姐心胸之广阔，精神之高远。王大姐走了那么远的路之后，并没有“坐”下，还是“站”着（“我站在你的面前”）；她终于看见了“容光焕发”的湖面，但没有陶醉，而是清醒地看见了“镜子”中的自己。现在我才懂得，王大姐的起点之高并不在高考分数上。

丁香正在开放，紫的和白的，香气醉人。我走进了图书馆。我不敢走得太快，因为人造大理石地面打过蜡，太滑太滑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我们那间用竹篱笆建的知青宿舍，每晚就着油灯坐在小板凳上看书，双脚把床底下的黄土地蹬出了两个大坑。

我对图书馆的水磨石地面也记忆犹新，因为有时走在上面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觉得好玩。而王大姐却想起了那个连电灯都没有的“知青宿舍”，那时她和妹妹以竹床当书桌，坐在小板凳上看书学习。可以想象那种坐姿是很不舒服的，所以天长日久，来回挪动的双脚竟然在地上蹬出了两个大坑。

清洁女工用棕毛刷子蘸着肥皂水，洗刷长长的走廊，白色的、小小的泡沫，破灭在嵌金线的绿白花地上。第一次看见，我感到惊讶。第二次看见，我的脚步停了一下。第三次，我看都不看就走了过去。

我感到了恐惧，人的心也会打上蜡的吗？

人的心打上“蜡”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？王大姐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？后来我发现王大姐在恐惧的背后早就有着系统而深入的思考，王大姐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：“一种先进的技术，一种先进的制度，在落后的文化环境中，可能失去效用。”“任何时候，一个民族都应反省历史，超越过去，不断走向新的目标。对于一个必须急起直追的民族来说，更是这样。对历史悲剧的忘却，只可能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。”（《中国农垦》1987年第7期《跋涉者的足迹》）

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——多年以后，王大姐不还是在为战胜“人心打上蜡”的这种恐惧而努力抗争吗？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质问：“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，但是至少还有记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？”（刘瑜《民主的细节》）我想王大姐应该作出了一种有力的回答，而且她的回答比任何文艺作品更加震撼人心！所以有人这样评价王大姐——“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。”

“叮铃——”上课的电铃声响了。不，这是一连急促的哨子声，然后是一声长腔长调的“割胶班，上工罗……”

大学生作品选内页。

王大姐在文中对当年的知青生活写得比较简单，没有展开。好在我曾经读过陈凯歌的回忆录《少年凯歌》，他与王大姐同岁，也是1969年“上山下乡”到云南的北京知青。虽然他1971年就当兵离开了那里，比王大姐下乡的时间短很多，但在回忆录中他还是留下了不少生动的文字。

下面就几个小细节，把他俩的文字排列在一起，加以对照，或可加深对王大姐知青生活的了解（其中未注明出处的段落分别摘自《少年凯歌》和《未名湖，我想对你说》）：

蚂蝗

陈凯歌：在林中劳动是一件辛苦的事。即使不砍树,走路也要带着刀,砍开纠结的藤蔓,防备草丛中的毒蛇。竹根腐朽的地方往往藏着巨大的蚁窝,不小心踏上去,会招来蚁群的攻击。山蚁呈红褐色,体型很大,列队爬过朽木时景象壮观。最讨厌的是山蚂蟥,虽不如水蛭大,叮咬之后,血流不止,经常弄湿裤管。女人们尤其要穿上蚂蟥袜。

王友琴：黑洞洞的，天还没亮。我从吱扭直响的竹床上跳起来，胡乱穿上衣服，系紧防蛇和蚂蝗的粗布袜子，挑起胶桶就走。在伙房买上一盒稀饭，加进一撮咸盐，放在桶里，沿着左绕右拐的小路上山去。（别忘了王大姐下乡的所在地——云南河口农场蚂蝗堡分场七队）。

吃饭

陈凯歌：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,不久就饿慌了,反而偷鸡,夜里煮了吃。蔬菜很少,按说不应该;不会种,雨又下得太多,都烂在地里。没有肉。常常煮一锅盐水,撒一点切碎的韭菜,盛在碗里,有一滴油浮着,叫做“玻璃汤”。

王友琴：曙光微露。我拔出割胶刀。下刀、行刀、收刀、摆杯子、取杯子、跑……重复几百次。腰直不起来了，就哈着腰跑，一直跑到开头的那棵树下，捧起饭盒，搅匀盐巴，吃着稀饭，等候收胶。

糖

陈凯歌：在我的行装中,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,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书。书在我去当兵时全部遗失了;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,引来了大群的蚂蚁。我把糖果连同蚂蚁一起放进杯子,冲进开水。我知道这涉嫌杀生,可我的健康需要喝这糖水。

王友琴：有一次买到了糖，我加在稀饭里。可是割完胶一看，饭盒上密密匝匝的全是蚂蚁。我用手背擦着满脸汗水，丢下饭盒，看着那一滴一滴流进瓷碗的白色的，象牛奶一样的橡胶汁。（显然，王大姐没有杀生。）

野蜂

陈凯歌：有一次,我和队里的一位老工人因为受到野蜂的袭击,反而发现了一块生蜜。蜜深藏林中,厚厚的一块金黄,我们脸还肿着,就决定把它吃掉。边吃边把蜂蜡吐出来。才吃到一半,我的头开始晕眩,觉得自己变成了浑身长满了蜂刺的一只蜜蜂。我飞进厨房中喝水,之后甜甜地发着高烧,呕吐了一夜。没吃完的一半称了称,足足有三公斤。（陈凯歌因祸得福，当了回“小熊维尼”，比王大姐幸运得多。）

王友琴：还有一次我被野蜂包围，差点被蜇死。（见《中国农垦》1987年第7期《跋涉者的足迹》）

喊山

陈凯歌：1970年岁末,一位16岁的上海知识青年砍倒了一棵大树,又被树压倒。树太大,倒下来的时候,天似乎缺了一块,就那么空着。抖动着的枝叶把他遮盖住,找不到了——他被压在大树的副干下面,发现时全凭了他发自胸腔、猫一样的哮喘声。因为无法动用刀和锄,人们只好用双手刨开他身下的泥土,磨破的手指上沾满血和新鲜的泥。他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。被砸碎了的身体没有出血,蜡一样的洁白。

王友琴：刚学垦荒时，没经验，手上常挂着磨起的血泡。砍倒的竹子，留下了高高的竹茬儿。当大树放倒，一听到“喊山”声，我不知怎么躲闪才是。慌乱中扑倒在竹茬上，划破的口子鲜血直流。（见《中国农垦》1987年第7期《跋涉者的足迹》，该文还说王大姐的右手仍留着长长的伤疤。）

王友琴（右2）与同班同学在北大校园。

对照他俩的经历，陈凯歌似乎更幸运一些，有时还能逢凶化吉；而王大姐（以及妹妹王友棋）就更显其女性的柔弱和艰辛了，何况那样的生活陈凯歌只过了两年，她们姐妹却是一个六年，一个八年。希望将来能读到王大姐对这段生活更加详细的回忆。

尽管在云南付出了那么多，但最后王大姐并没有觉得从此有了索取的资本，而且她也不相信有什么是“免费”的：

五千九百块钱一吨的干胶片就是用这一滴一滴的胶乳提炼的。我做了五年割胶工，我真希望我曾创造的财富可以支付在学校的费用。

我不能因为我是“考”进来的，便问心无愧地享有你身边的一切。我知道不可能有什么“免费”，问题只在钱由谁出罢了。

枝叶窸窣，是你的树林在歌唱。新叶在微风中摇荡，叩打着我精神的帘幕。我觉得它和我的橡胶树的喧哗是一模一样的。

我试图在网上查找橡胶现在多少钱一吨，结果是查到一个“价格面议”。我想当年王大姐他们那一代人付出的青春，有谁跟他们“面议”过呢？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永远留在了那片红土地上。我由此怀疑——“青春无价”不应该只有一种解释。

当然，王大姐不能忘怀的还有更早的历史，她知道“这里原是乾隆宠臣和珅的花园”，知道“宝塔是燕京大学的水塔”，知道“那些从圆明园废墟上搬来的石碑”……她由衷地感叹：

历史常常捉弄人，一湖一塔，你们都是一个可悲的年代的产物，今天，却是北大校园里最美的所在。

看到这里，我再次感到了自己的浅薄，发现当年我对未名湖的所谓“诗情”，完全是建立在对历史无知的基础上。我要是早一点知道临湖轩的主人是司徒雷登，早一点知道办公楼叫“贝公楼”，早一点知道以红楼为标志的老北大是“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”（司徒雷登语）……一定会激发我进一步去探寻那些尘封在建筑物背后的秘密，我的人生也一定会因此而不同。

重温王大姐的这篇美文，除了再次欣赏王大姐“透明的心胸，纯净的感情和活泼的思想”外，我还从中进一步看清了自己。过去我肯定知道我犯了很多错误，但那些错误的根源是什么，错到什么程度，我未必清楚。王大姐在文中说：“人不见得都象铁罐子里的玉米豆，撤去压力就爆成玉米花。”看过了王大姐的这个精妙的比喻后，我终于明白——我曾经就是那种当了“爆米花”而浑然不觉的人。

我从中学到大学只是坐了一宿的火车，我怎么会理会王大姐那长达十年的艰难“跋涉”呢？我怎么会理解王大姐挣脱“政治羁绊”后对自由的那份珍惜呢？王大姐曾说：“自由越多，责任越重。”（《中国农垦》1987年第7期《跋涉者的足迹》）——这句话多么精辟有力！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为之一振。

她说：“星期天，是跳舞还是啃书本；是上櫻桃沟还是写文章，全得作出选择来。这是一种幸福的权利，也是一种沉重的责任。”（《未名湖，我想对你说》）我扪心自问：我何时把“选择”当成过“幸福的权利”？在可以选择的时候我珍惜过“选择”吗？

当我像“爆米花”一样蹦来蹦去，头重脚轻，找不着北时；王大姐却告诫自己：“我希望自己象树，埋在地下变成了煤，虽然失去了青枝绿叶，挖出来却还能燃烧。”这又是何等的境界呢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可能与树越来越亲近，但王大姐在那么年轻的时候，就愿意化作一棵“深埋”的树，怎不令我震撼呢？王大姐在结尾处写道：

我注视着你容光焕发的湖面。我不是来顾影自怜的。我只希望，今生今世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能有着透明的心胸，纯净的感情和活泼的思想。

人们用各式各样的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，未免为时太早。因为这要看我们给历史真正留下了什么，而不仅仅凭我们说过和想过什么。

你会看到结果的。

我想告诉你，我将尽我所能。

未名湖，你听到了吗？

我想，30年后不仅未名湖听到了，而且全世界都看到了——王友琴大姐给历史留下了什么。

王友琴（左1）与班上年长的同学在一起。

作者简介：

熊国胜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王友琴同班同学，资深媒体人。